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，诠释圣人孔子对《论语》的贡献无与伦比。然而，孔子最大的贡献莫过于《易经》。伟人与《易经》。《易经》，有三位伟大作者，伏羲，周文王，孔子。相传，伏羲演八卦；周文王将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；孔子为六十四卦作注释即十翼，称《易传》。孔子处于一个中华文明承前启后的轴心时代，他把之前的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做了一次系统梳理和深入整理，融会贯通，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。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，弟子三千，贤者七十有二，他带领其团队修缮《诗书》，翻译《易经》，整理三书六经：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易经》、《乐经》(焚书坑儒中被毁)，加上之后的《孟子》，一起构筑起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学“四书五经”，共同构建起儒学大厦，可见，孔子不愧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、儒家思想的奠基者。孔子晚年喜欢《易经》并为之立传作书，写了《易传》即《十翼》，将自己的思想融入《易经》，使《易经》发生质的飞跃，提升到经的地位，被并入四书五经之中，为《易经》的完善与升华，功不可没，功在千秋，荫及子孙。

 

 

韦编三绝，为何孔子晚年才喜欢上《易经》呢？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。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。曰：‘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。’”可见，孔子的确在晚年才喜欢上《易》，喜欢到什么程度呢？居则在席，行则在囊，书不离身，韦编三绝；研读《易经》，连窜《易经》竹简用的牛皮筋都被翻断了多次，韦编三绝，由此而来。可见，年逾古稀的孔子，研读《易经》，废寝忘食，深怕来日无多，以至于感叹“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。”那么，为何孔子晚年才喜欢上《易经》呢？从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看，孔子早年没有认识到《易经》的重要性，不可能喜欢《易经》。孔子诞生、生活于二千五百年的近古时代，春秋末期，周室衰微，天下大乱；诸侯争霸，王道尽弃；礼乐崩坏，人心不古；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思想文化空前活跃，而孔子崇尚周礼，特别崇拜周公思想，“克己复礼”，乃其崇高使命、政治追求。人人克己，则天下归仁，诚如《论语》所曰“子曰：‘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’”人人为仁，则天下仁爱。孔子强调“克己”，当政者应先“克己”，率先垂范，百姓自然也跟着“克己”，人人“克己”，则当然“天下归仁”。恢复周礼，社会和谐稳定，则周室天下大治。正因为如此，孔子追求的乃天下大治之大道、王道，而《易经》自人文始祖伏羲创立八卦至周文王推演至六十四卦而形成《周易》，历经三千多年，《易经》只不过是卜筮之书，孔子早年当然不感兴趣，连兴趣都没有，自然也就不可能认识《易经》的重要性，更谈不上喜欢《易经》。

 

 

从当时历史现实背景的视角看，孔子乃没落贵族后裔，但早年命运多舛，生存维艰，时刻得为生计奔波，根本没有精力去深耕《易经》，当然也就不会喜欢《易经》。《史记》有云：“孔丘，圣人之后，灭于宋。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。及正考父佐戴、武、宣公，三命兹益恭……”，可见，孔子的先祖一直在宋国做国君，至宋厉公时，其先祖‘弗父何’才舍弃君位，禅位给宋厉公；但其先辈们依然高官厚爵，多次被任命为辅政大臣，直至孔子的第六世祖孔父嘉，乱臣华督发动叛乱，杀死了孔父嘉，孔父嘉的亲信携带着其唯一子嗣——木金父逃难到了鲁国，家道没落，开始在鲁国谋生，从而诞生孔子一脉。诚如《史记》所云：“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。其先宋人也，曰孔防叔。防叔生伯夏，伯夏生叔梁纥。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，祷于尼丘得孔子。”贵族虽然没落，但血液仍在延续，孔子作为贵族后裔，身上自然流淌着贵族的血液。但是，孔子一出生，就命运多舛，“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”，既然“野合”而生，一出生就背上“身份不正”的名号。据说，叔梁纥与妻生育九女，与妾育一足疾儿子孟皮，都不能承继香火；故叔梁纥在六十多岁时，与小四十多岁的颜氏“野合”，老来得子，视为掌上明珠。不幸的是，孔子三岁丧父，母亲颜徵为躲避复杂家庭矛盾，带着三岁的孔子搬到都城曲阜居住，母子相依为命，十六七岁时，母亲颜徵因操劳过度而与世长辞，享年三十多岁；从此，孔子要独立谋生。不久，贵族季孙氏，大宴“飨士”，请“士”及以上的贵族赴宴。孔子虽然“要绖”戴孝，作为闻名于诸侯间的武士叔梁纥之子，自以为够格赴宴，想借此重振孔家家声，就欣然“与往”。不料，季氏家臣阳虎呵斥孔子：“季氏飨士，非敢飨子也”。孔子连“士”的资格都不被承认，“由是退”，转身离开。从此，孔子忍辱负重，决心重振家声。但是，为了谋生，“贫且贱”的孔子，不计较季家的羞辱，为季氏做“委吏”，管理仓库，料量升斗，账目清楚明白，“会计当而已矣”；后来又做“司职吏”，管理牛羊畜牧事务，“牛羊茁壮长而已矣”。在季氏家族打打小工，不可能重振孔子家声，于是，孔子在二十七岁时，开天下之先河，创办私学，让普通人也能接受教育，由于门槛较低，孔子的弟子门庭若市，既有贵族后裔，又有百姓子弟；既有鲁国弟子，又有国外弟子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孔子的私学越办越大、越办越好，孔子三十岁时，齐景公访问鲁国时，召见了孔子，这是何等荣耀！从此，孔子结识了齐景公，名声大噪，孔子三十五岁时，鲁国贵族后裔孟懿子、南宫敬叔拜孔子名下……鲁昭公战三桓，昭公战败，逃奔至齐。不久，鲁国大乱。孔子也奔齐，为齐卿高昭子家臣。景公问政孔子，孔子曰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景公曰：“善哉！”他日又复问政於孔子，孔子曰：“政在节财。”景公说，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。晏婴谏阻，齐景公放弃封赐。异日，景公止孔子曰：“奉子以季氏，吾不能。”以季孟之间待之。齐大夫欲害孔子，孔子闻之。景公曰：“吾老矣，弗能用也。”孔子遂行，反乎鲁。孔子四十二岁时，鲁昭公死，鲁定公即位。鲁国从大夫以下全都僭越礼法背离正道。故孔子不做官，隐退整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弟子更加众多，弟子三千如云，贤者七十有二，盛名远播四方。孔子至五十岁前，基本上没有入仕，而只是做小吏、教书育人、著书立说谋生，时刻得为生计奔波，一般不会有精力去深耕《易经》，当然也就不会喜欢《易经》。

 

 

从孔子壮年步入仕途、烧旺“三把火”结果看，孔子集中精力推行周礼、维护周秩，需要的是克己复礼、恢复周礼的王道，不可能分散精力去研究《易经》、喜欢《易经》。《史记.孔子世家》：“定公九年，阳虎不胜，奔于齐。是时孔子年五十。……其後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，一年，四方皆则之。由中都宰为司空，由司空为大司寇。定公十年春，及齐平。夏，齐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：‘鲁用孔丘，其势危齐。’乃使使告鲁为好会，会於夹谷。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。孔子摄相事，曰：‘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，有武事者必有文备。’定公曰：‘偌’。具左右司马。会齐侯夹谷。”峡谷会盟，齐以夷狄之道，欲囚笼鲁君，但孔子机智应变，挫败齐国阴谋，保护了鲁定公，并趁机要齐归还所侵鲁之郓、汶阳、龟阴之田。峡谷会盟，败齐阴谋，保护鲁君，收回“三田”，这是孔子从政后的第一把火。接着，孔子第二把火，堕“三都”，即堕毁“三桓”（季孙氏、叔孙氏、孟孙氏）私邑。当时，鲁国政权不断下移，“三桓”家臣势力渐强，经常以下犯上，侵凌“三桓”，甚至越过“三桓”而干预国政，或发动叛乱。而当时“三桓”已控制不了其私邑，为其家臣邑宰所盘据。鲁定公十二年，孔子为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，为了加强君权，为防止家臣据“三都”反叛，这年夏天，建议鲁定公拆毁“三都”郈、费、郕。起初，“三桓”欲抑制家臣势力，也支持堕三都，叔孙氏先堕毁郈邑。费邑宰公山不狃(弗扰)率军攻入鲁国都曲阜，鲁定公和季桓子、仲孙何忌（孟懿子）和叔孙州仇躲在季氏之宫，武子之台；孔子派申句须、乐颀率军击败弗扰，弗扰败逃齐国。后来，齐国陈兵边境，坐等鲁国推掉最后一位国相的郕邑，齐国就会乘势进犯；而郕邑宰公敛处父反对堕毁郕邑，使“三桓”也开始反对堕三都。堕三都，就此半途而废。第三把火，孔子诛杀少正卯。孔子“收三田”，“堕三都”，鲁定公倚重，地位稳固，于是，诛杀奸雄少正卯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定公十四年，孔子年五十六，由大司寇行摄相事，有喜色，门人曰：闻君子祸至不惧，福至不喜。孔子曰：有是言也，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。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，与闻国政三月，粥羔豚者弗饰贾，男女行者别于涂，涂不拾遗，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，皆予之以归。”至此，孔子从政五年，“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”。《韩非子》：“仲尼为政于鲁，道不拾遗。齐景公患之。”一心一意，为政治鲁，需要的是“克己复礼、恢复周礼”的王道，不可能分散精力去研究《易经》、喜欢《易经》。

 

 

从孔子周游列国推行周礼的实践动态看，一波三折，碰了南墙，孔子推行周礼，犹如刻舟求剑，乃“大过”。反思“大过”，回归中庸，寻求变化，关注《易经》，喜欢《易经》，“假我数年，于《易》则彬彬矣”！据史记载，孔子五十五岁离开鲁国率弟子周游列国，先后经历十四载。孔子打着“恢复周礼”旗号，周游列国，推行“恢复周礼，维护周秩”的王道，实质是开历史倒车。因为，历史总是在不断变化、发展，“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”，“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”。再者，当时的历史现实，周室衰微，诸侯争霸，王道尽弃，礼乐崩坏；大国忙着争霸，小国忙着依附，周室已是强弩之末，又谁会奉行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的周室王道呢？所以，孔子周游列国，所到之处，推行“恢复周礼，维护周秩”的政治主张，响应者寥寥无几，除了卫国卫灵公，以大夫待遇，礼遇孔子；其它诸侯，要么隔岸观火，要么敬而远之，要么落井下石。孔子从鲁国出发，在颜回、子贡、子路、曾参等徒弟的跟随和辅助下，途经卫国、曹国、宋国、陈国、蔡国、楚国等地。孔子先到了卫国，卫灵公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，但无官职，不参与政事；后遇流言蜚语，离开了卫国。孔子去陈国，路过匡城时，因误会被人围困了五日，逃离匡城，到了蒲地，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，再次被围。鲁哀公二年，孔子五十九岁，再次离开卫国经曹、宋、郑至陈国，在陈国住了三年，吴攻陈，兵荒马乱，孔子便带弟子离开，楚人听说孔子到了陈、蔡交界处，便派人去迎接孔子。陈蔡两国，害怕孔子辅佐楚昭王使楚国更强大，便派兵将孔子师徒围困在荒郊野外；孔子绝粮七日，诚如《荀子·宥坐篇》云“孔子南适楚，厄于陈蔡之间，七日不火食，藜羹不糁，弟子皆有饥色”；子路都急得不行了，孔子还在那里淡然弹琴，据说还写下了琴曲《幽兰操》，子贡找到楚国人，楚派兵迎孔子，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。事后，孔子曰：“临大难而不惧者，圣人之勇也”。

 

 

周游列国，历时十四载，最后返回鲁国，孔子已六十九岁，年近古稀。期间，一波三折，颠沛流离，历尽艰险；推行仁政，恢复周礼，响应者寥寥无几，除卫国予以礼遇、楚国礼贤下士外，很多国君诸如曹国公连见面礼都不给，等等。孔子终于明白，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，犹如刻舟求剑，乃“大过”。疑云重重，孔子故设疑曰：“《诗》云‘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’。吾道非邪？吾何为于此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之道至大也，故天下莫能容夫子。夫子盖少贬焉？”颜回曰：“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虽然，夫子推而行之，不容何病？不容然后见君子!夫道之不修也，是吾丑也；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，是有国者之丑也。不容何病？不容然后见君子！”颜回回答，“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”虽得夫子之心，却好听不中用。惟子贡见解，既肯定夫子之道，又更符合中庸之道。夫子之道虽至大，却已不合当时“社会动荡、裂变孕新”之时宜；否则，逆流而动，危墙难扶，殃及池鱼。疑惑难解，破茧成蝶，孔子思变，而“变”乃《周易》之灵魂，变化之道，永恒真理：事物如此，社会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。因此，孔子老而习《易》，终于悟到了这一点，可惜有点晚；故感概“假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晚则晚也，但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。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。曰：‘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。’”

 

 

可见，孔子晚年好易！居则在席，行则在囊，书不离身，韦编三绝；年逾古稀的孔子，研读《易经》，废寝忘食，深怕来日无多，以至于感叹“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。”孔子好易，感概万千，受益匪浅，故又叹曰“吾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“不逾矩”者，即“无大过”矣。